万象 | 再现乡土世界的“常”与“变”：新世纪乡村风俗书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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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蕴藏着一个民族丰厚的历史积淀。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，作家们延续着乡土小说创作的代系传承，通过对乡村风俗的书写传递他们内心的情感诉求。

原文 ：《新世纪乡村风俗书写》

作者 |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   姬亚楠

图片 | 网络

对精神家园的坚守

新世纪以来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，物质性、精神性的现代转变导致整个社会的伦理、道德、文化等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变，特别是带给乡土社会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。乡村失去了原有的魅力，大批青壮年离土离乡进入城市，以期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。而随着青壮年的离乡离土，乡土社会陷入落寞与虚空，“空心化”“空巢化”“隔代化”一时间成为乡村的代名词。面对这种状况，乡土作家们的内心无比焦虑、担忧，因为他们清晰地知道乡村消逝带来的将是人们精神家园的“失守”。作家们将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转化成文字，将最擅长的风俗仪式书写展现在文本中，以此传达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坚守，唤醒人们对乡村的关注。

借风俗仪式书写来关注精神家园的创作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“寻根文学”。在寻根作家的笔下，风俗仪式的书写带有浓厚的文化寻根意识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：“各种各样的风俗描写是作家有意识地作为文化来表现的。”寻根作家将传统风俗、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挖掘出来，以此寻找支撑现代文化发展的文化之根。

在阿城的《树王》《棋王》《孩子王》、韩少功的《爸爸爸》《女女女》、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、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中都能清晰地看到作家对传统文化之根的追寻。贾平凹的“商州系列”和李杭育的“最后一个”系列将精神家园“失守”的落寞与内心的失望表现得更为强烈，展现了经济变革中农民的思想意识、观念习惯的剧烈变化。

与寻根作家相比，新世纪乡土作家经历了更为痛苦的内心挣扎。现代化的加速使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日趋城市化、现代化，原本世代留存在乡土中的价值观念、风俗传统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变。因此，当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反观乡土现实时，他们感受到传统风俗与乡村社会消逝的危机。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强化了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坚守，于是他们将强烈的内心欲望演化为创作动力，付诸笔端。这在贾平凹、迟子建、张炜、阎连科、孙慧芬、姜戎、李佩甫、刘震云等作家那里都有体现。

对乡村风俗的现代性反思

风俗仪式书写是乡土叙事返归自然的一条通道，作家和读者通过它能看到一个更清晰、更透彻的乡土社会。在新世纪乡土作家笔下，特别是在迟子建、郭雪波、姜戎、阿来等作家那里，传统风俗尤其是少数民族风俗正在悄然消逝，作家们深陷于巨大的文化震惊的同时，内心又是清醒的，现代化的加速不能使也不可能使风俗文化，特别是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处于“孤岛”状态，不受任何干扰。面对风俗的消逝是审慎反思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。

迟子建在《清水洗尘》《亲亲土豆》《与水同行》《微风入林》《北极村童话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作品中传达出对少数民族文化消逝的担忧。特别是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作家在古今风俗仪式的强烈对比中，彰显少数民族风俗仪式的原始之美与流变之痛。

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迟子建通过风俗仪式书写再现了鄂温克族人随季节迁徙的生存模式，展现了鄂温克族人万物有灵的价值判断，他们遵循风俗、敬畏自然。然而，曾经指引鄂温克族人方向的驯鹿被圈养、被摆进民俗博物馆。在记录鄂温克族百年兴衰史中，作家表现出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担忧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。

在郭雪波笔下，风俗仪式书写是悲壮激烈的、充满张力的，无论是《大漠狼孩》《沙狐》《天海子》《天出血》，还是《大漠魂》《银狐》，都展现出“万物有灵”的宇宙观以及当下人与自然、社会的激烈冲突和矛盾，大量风俗仪式的书写传达出“人”并未从“物”中脱颖而出，而是自然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姜戎的《狼图腾》这部书写狼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节节败退的“狼书”，不仅彰显了草原狼族的悲壮，更展现了风俗仪式的消逝，在功利主义趋势下原本作为“草原图腾”的狼也逐渐失去其神性。

对弱势文化消逝的态度，阿来是比较审慎和理性的，他曾谈到，文化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，它不能像保护区中的花草一样独享生存与演化的空间，而是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紧密相关的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悲悼文化的消亡，而是要像面对生命的死亡一样，对文化的消逝抱以尊重的态度，这种态度正是对现代性反思的力量。

再现乡土世界的“常”与“变”

曾几何时，乡土社会的“空心化”“隔代化”“空巢化”等名词进入大众视野，“乡土会否消失”“乡土小说会否消失”也随之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议题。梁鸿的“非虚构小说”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、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孙慧芬的《上塘书》、熊培云的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等作品的出版，不仅将此种讨论推向了顶峰，也传达出作家对“何以乡土”的思考。进而，隐藏于创作背后的作家心理和创作初衷也成为研究者关心的焦点。

在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中，作家清晰地记录了乡村模式、村落文化、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，各家各户大门上生锈的锁见证着人口的流失和村庄的衰落。对作家来说，乡土是精神的故乡，见证着在外漂泊者的生命轨迹，诚如梁鸿所说：“没有故乡，没有故乡维系、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奋斗、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贾平凹亦是如此，从《高老庄》《怀念狼》等作品开始，他对乡村家园建构投以热切的关注与反思。2000年以后，他的创作更走向内心，对主体精神建构进行了反思，特别是《秦腔》的出版，将其内心的困惑、焦虑和痛苦集体爆发。秦腔作为传统习俗、传统文化的象征，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黄土大地上庄稼人的精神食粮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承载几代人美好记忆的秦腔也随着城市化、现代化逐渐消失。如果传统风俗、传统文化消失了，那么乡土以及乡土中的人又该怎么办？贾平凹将内心深深的担忧和焦虑写在《秦腔·后记》中：“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，想，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、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？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？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？真的是在城市化，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？如果消失不了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对现代性的反思，对文化单一性、同质性的批判，既是作家关注风俗消逝的逻辑起点，也是文学反思现实的逻辑终点。作家无意纠缠于乡村风俗的衰落书写，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通过风俗仪式的书写再现乡土世界的“常”与“变”，传达出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坚守、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即将消失的风俗仪式的担忧和焦虑。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14期5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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